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既要防止司法对仲裁的过度干预，又要守住司法这一道正义的最后防线。

三是行政行为理论的更新和重新塑造，补强了行政行为理论的生命力。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

[73]参见[德]哈特穆特·鲍尔：《国家的主观公法权利——针对主观公权利的探讨》，赵宏译，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1期。第二是既有概念无法统合法学发展以及提出的行政程序、行政规制等新问题。能够被纳入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18]参见徐以祥：《行政法学视野下的公法权利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2页。[29]参见江国华：《从行政行为到行政方式：中国行政法学立论中心的挪移》，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

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行政机关和公民均受法律调整和规范，依法各自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新中国宪法制定后的历次修改，包括82年宪法的5次修正所颁布的52条宪法修正案，是宪法回应社会变革的规范表现。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行宪法的前四次修改重点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经济条款的修改较多，变动频繁。这部分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新型宪法实践，中国虽然具备了进行系统理论反思的社会条件，但理论的引领性还没有真正形成。

这为我国民法典积极回应宪法对于家庭关系的建构和指引，同时又不削弱其私法本质提供了规范内涵内在统一性的基础那么，在来源已定的背景下，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可能实现吗？是否只有另起炉灶才能实现自主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引导我们以当下中国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为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评判，并找到宪法学知识体系发展的中国之路。

我国宪法经济权利范畴存在不可完全通约性，人民主权与公民经济权利、公共财产权与私有财产权、职业自由与劳动权这三者相互间并不能简单通约。宪法学理论不仅应该在现代法治理论框架下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从而避免自说自话，即解决中国在为外界不理解自己的政治制度而苦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反思，是否已经向外界进行了清楚、准确、全面并且能够为外部世界所理解的自我表达呢？还应该通过对话与交流解释世界，从中国的宪法实践中发现普遍性原理和规律，为其他国家的宪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在逐渐形成和完善中。这个知识体系的直观、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从宪法学学科体系和一般宪法学的内容体系中展现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了专制统治，实现了个人独立和平等，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宪法学的现有知识体系是自主的吗？很显然，我们走在自主性的道路上，但是距离成熟和完善还有很远的距离。如何在数字社会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如何使既有的社会秩序所代表的权利义务平衡、社会安全稳定、行为的可预期性保持在一个审慎的变迁节奏中，不因数字技术的发展而面临快速消解，是法治实践面临的时代之问。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

有学者认为这反映出了中国宪法文本并不以公私对立为基调，家庭兼具公私两面属性，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的基因经常在文本里显性表达。新的社会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来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3)以减贫脱贫为代表采取系统性社会行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国宪法为减贫提供了运行保障。中国是数字社会的大型试验场，数字社会的治理实践正在引发人们的批判和反思，如人脸识别防疫行程追踪失信联合惩戒等治理数字化、便利化、技术化措施对人的隐私权、人格尊严权、财产权等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世界宪法以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为分水岭划分为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经济自由权的限制和社会权的保障。但是，当代中国宪法学理论对于历史渊源的忽略是极其严重的，有学者因此提出诘问：为什么地缘政治考量和实践在当代中国宪法学术话语中缺失了？这一实践对历史中国影响久远、深远且重大，相关的理论思考和表达即便散乱也源远流长，在中国史学界至今影响广泛。但是，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作为宪法知识的整合形态和生产形态，宪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存在多种分析维度，其中三种维度是基本的，即实践之维、历史之维、宪法文明之维。关键词：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宪法实践本土演化宪法文明 引言：寻求自主性的理论自觉 宪法学知识体系是指以宪法及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理论集合。二十世纪，宪法在中国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社会革命和制度创新。

作为宪法知识的整合形态和生产形态，宪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存在多种分析维度，其中如下三种维度是基本的，即：实践维度，宪法学理论是否实现了对宪法运行实践的提炼、反思、批判和解释。进入专题： 宪法学 自主知识体系 宪法实践 本土演化 宪法文明 。

钱穆指出：中国俗语连称国家，因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宪法学知识体系与宪法学知识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整合形态和生产形态。

构建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一直是宪法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自觉。数字人权研究对宪法理论提出的时代之问是，现有的以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为主、部分反映第三代人权所构成的宪法基本权利体系需要因应第四代人权的发展而扩充吗？如果是，数字人权作为一个权利集合，其中的哪种权利应该视为宪法基本权利呢？对宪法基本权利的证立将在两个方向上服务于第四代人权的研究，一方面，帮助厘清第四代人权，特别是数字人权中的具体权利类型和内容，从而使数字人权从理念走向具体。

中国的数字科技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中国的数字科技运用能力更是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有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部门宪法理论的自洽性还没有形成。(二)发掘宪法规范的原意 中国自近代以来虽然激烈地反传统，但是传统还是以丰富的方式反映在了宪法中。当我们深入到宪法关系的主体和内容时，本土资源的意义就显得极为突出。

其一，宪法设计了平等权利的一般性条款+具体条款的条文结构，实现对平等权利的系统规定。一种理论体系不能充分解释实践，不能通过反思和批判对实践进行指导，就很难说是一种自主的知识体系，更无法实现理论创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具有互本性，即它们除了存在自然血缘与文化血缘的一体性外，还具有利益上的互本性。对知识体系是否具有自主性的判断，也要从快照视角转移到活动的图像的视角。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就是从客观地介绍外国的宪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方面的知识出发，研究所有这些不同制度利弊优劣和所以成败得失的原理原则，也务求客观展现各国宪法制度的利弊得失，从而为中国宪法制度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制度的参照系。对于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而言，如何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融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对核心范畴的理论阐释中，并在国家—人民—个人之间提炼出新的理论范式，是获得自主性的关键。

其中，对于建立何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探索可谓宪法的思想实践，通过将宪法法律化而进行国家建设可谓宪法的规范实践，宪法的具体适用可谓宪法的应用实践。在宪法和国家制度方面，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构一个比现有的学术体系更为合理、更有解释力，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更有指导意义和规范意义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法学界开展了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大讨论的结果不仅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写入我国现行宪法，而且，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公理性原则，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就为中国法学在思想、观念、精神与原则上迅速向现代法学归位，为中国法制与法治迅速向现代法制与法治靠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数字社会，人的权利保障面临新挑战，其中备受关注的是社会权力成为新的人权威胁力量，具体表现为在个人隐私、自由平等、社会公平、劳动就业等方面给人权带来威胁的，已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很多时候则是行使‘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的技术公司和商业平台，仅靠国家(政府)义务不足以保护人权，需要这些社会权力者承担起必要的自律责任和避免侵犯人权的义务。从一般宪法学的内容体系看，中国特色宪法学知识体系可以覆盖理论原则、基本范畴、国家性质、政体形式、公民基本权利、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司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内容。

这个知识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底色，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制度元素，如政党、民族、公民、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婚姻和家庭、国家标志等，形成了方法多元、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持续发展的理论集合。这是由宪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这一历史功能和制度特征所决定。

宪法对于家庭的功能和秩序的界定也需要从儒家文化的家国关系中寻找理论支撑。正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期面对中国的制度巨变时坦言：政体其参伍错综，千差万别，各国虽相效，而终不能尽从同也。